去年十一月，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将该校中文系八六至九二级学生创作的八百篇古典诗词，以《麓山雏唱》为题结集出版。如果说新诗写作早已是大学里一道抢眼的风景；古典诗词写作就更像光照外的一条潜流。潜流跃出水面，自然引发不少好奇：在世纪末的今天，还有谁举杯邀月、对酒当歌？！
《麓山雏唱》的编选者、湖南师大中文系唐宋文学副教授淘先淮告诉记者，该书其实是一项“副产品”：鼓励学生习作古诗词首先是一种教学方式。采取这种方式出于她的个人体验：讲“如梦令”前自作一首《如梦令》；讲“虞美人”前自作一首《虞美人》……实际创作使词牌的章法、韵律烂熟于胸；同时使枯燥的规则变成实在的美感，于是讲授起来如行云流水，且云水间自然涌动与古人的共鸣。既然自己可以从实践中获益，淘先淮相信学生也一定能够“通过选取素材、命题立意、布局谋篇、遣词用韵、协调声律等一系列创作活动的尝试，深入领略传统诗词的艺术构成和审美价值”。于是从八三年起，淘先淮开始以布置作业、圈改面谈的形式指导学生写作。天长日久，学生们的鉴赏水平明显提高；一批具有相当水准的诗作也脱颖而出——淘先淮就把它们逐步推向社会：从湖南诗词协会、长沙嘤鸣诗社的专栏《艺苑新葩》、《雏凤清音》，直到最后这本专集《麓山雏唱》。
以写作带动教学在部分大学教师中达成共识。北大中文系古典文论副教授卢永瞵认为，动手写过诗词作品、有些创作体会的同学，与完全没有创作经验的同学，对于唐诗宋词的接受和把握肯定会有“深浅精粗之别”——因为创作是取得感性认识、培养个人“直接审美判断力”的途径。特别是大学期间面对大量的文学遗产：庞大的全集和鱼龙混杂的选本，学生具有直觉的一流品位和敏锐的挑拣眼光就显得尤为重要；而正如刘勰在《文心·知音》中所说，“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提笔创作对于从事文学研究的教／学双方都是一个入境、炼心的过程。
另一部分教师则对写作古诗词作为教学方式的可行性和有效性提出了自己的疑问。从“教”而言：“什么人来教？”——有造诣的诗／词人在目前毕竟是少数；况且写得好和教得好又是两回事。“能教些什么？”——可以言传的是形式、章法；中国古诗词的最高境界却往往在“不言”之中。从“学”而言：“能学到什么？”——规矩、技巧至多培养出读旧诗的行家和写旧诗的匠人；古诗词中最根本的诗意精神和超逸不羁的思想靠“学”却学不到，因为“文章本心术，万古无辙迹”。“什么人来学？”——假如本身生活得既无诗意，人格上又没有共鸣，徒然学会端巧的形式，反而会制出一些“假古董”；《懦林外史》中就曾写过一批诗社文人，互相唱和着“雅得俗不可耐”的“假诗”。说到底，古典诗词的精髓关涉性灵、人格与精致，也即心术。心术既然“无辙迹”，学用古法、习作旧诗也未必就能通达古诗词的真味。
对此，常年写作古诗词的大学生又有别一种看法：“写诗是一种需要，就像吃饭睡觉”——徐晋如总是语出惊人。
北大中文系九五级学生徐晋如从高二起即开始古诗词写作。六年后的今天，已是北大诗词学会和清华静安诗词社中十分活跃的创作者：其作品分三辑在“圈内”出版，题名《胡马集》。当记者问起“作为一个现代人，为什么选择古典诗词而不是现代诗歌”，他几乎不假思索：“因为古典诗词适合诗人沉静而愤怒的神经”。也就是说，古典诗词的音乐美，既能部分地帮助诗人情感的生成，又能委婉地冲淡诗人过劲的锋芒。
“锋芒”暗示出徐晋如对古诗词终极精神的一种个人体认，他归结为“对整个社会的超越性和批判性认识”并以“人道主义”冠名：当代大学生尽管已没有了古典的情感，却可与古代文人相通于这种终极精神——扎根在历史与社会层面上的诗人的主体性与责任感，毕竟作为发自中国本土的传统代代相承；而一旦选择了对这一传统的皈依，选择了为社会的写作，古典诗词就成为必由之路。因为超越性和批判性认识倘若借现代诗歌表现，“直则无味”；“隐则无用”。
当然这只是徐晋如的一家之言。但你即使不认同，也不能不感动：在他几近偏执的固守中，至少蕴藏一种久违了的坚持、一种有重量的信仰。而近年来从GRE到MBA，一轮轮的校园冲击波使大学生的生命水位越漂越高。在轻盈的忙碌中，能沉潜下去、寄心古典的人想必也越来越少。但徐晋如骄傲的告诉记者，“我们的诗词社一直在发展”——可发展至今也不过“十几个”同道。记者不由得追问：
——功力不够。这是大学生们一个普遍的难处。北大“百年同行协会”负责人、哲学系九四级学生蒋广学谈到，就个人的审美趣味而言，他更喜欢古典诗词而不是现代诗歌；如果同时开设古典和现代两门诗歌写作课他也会放弃后者选择前者，因为“写作是古人生活的一部分，从社会思想史的意义上讲，了解古人的创作也就是透视其心路历程的一个角度”。但落实到个人的创作实践，蒋广学坦言还是会去写新诗而不是古典诗词。因为在他看来，“读懂——鉴赏——创作”是登堂入室的三阶梯；而其中的第一级“读懂”在某些情况下已属不易。
——形式的束缚。这是很多爱好现代诗写作的大学生的观点。人大文学社团“十三月”的负责人、中文系九四级学生邓凯，不久就要出版他第二本公开发行的个人诗集。作为有多年创作经历的青年诗人，邓凯认为，诗歌作为一种文体具有其时代特征和时代适应性。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和情感方式更相宜于新诗这种富有弹性的艺术形式；而古典诗词的平仄、格律往往会束缚或压抑抒写心灵之声的那一种难得的任性。
——内在精神的失落。这一现象更为从事古典文学教研的广大高校教师所深切地关注和担忧。他们的第一个担心，是当代人已经失落对于“善”的追求，也就是对于人的生命价值的关怀和思考：与徐晋如“人道主义”的归纳有所不同，一些老师认为，古典诗词的终极精神在于“人本主义”。上溯其源，庄子对人的本体价值的强调自不必说；就是一向着眼于社会的儒家，其“仁者爱人”思想的落脚点也终归在“人”。顺此而至的第二个担心，是失落对于“真”的意识：古书中贯穿着诸如“真人／假人”、“真文学／假文学”等讨论，这说明古人一直在“真”与“假”的辨析上遣思用心；现代社会却把人政治化、体制化，结果将是使做人变得“假”——而做人一假，便万事皆假。第三个担心当然就是失落对于“美”的感受力：古人直觉形式美的敏锐和把握形式美的细致入微令人惊奇，这只要看一件宋代生活瓷的真品就可以知晓；现代人的审美神经却似乎钝化了许多——即使艺术瓷也多是没有生命力的精美；生活瓷就更是粗糙不堪，全无美感可言。综上试问：倘若“善”、“真”、“美”在现代社会中籁籁飘落，真正意义上的古典诗词写作还有什么可能？！
此外还有：
日常话语方式流变带来的——当代生活与古典诗词的距离；
普通话读音“大一统”造成的——浅酌轻吟的“不对味儿”；
某些忝居圈内的外行以其附庸风雅的作品导致的——声誉自毁；
繁体字写法取消、电脑启动书写革命引发的——对古典诗词“诗书一体”的圆整审美感觉的破坏……
最后则是：古人以遗产的方式留给我们的——唐诗宋词的“圈套”。
在被采访的大学生中，几乎所有人都表示：如果在书店里看到《麓山雏唱》，可能会有兴趣翻一翻，但肯定不会买。“还没看怎么就这么肯定？”——除了徐晋如，所有人给出的理由都是一个：既然有唐诗宋词，还要《麓山雏唱》做什么？！
确实，唐诗宋词在意象、情致等很多方面已经穷尽了古典诗词的原创性。“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人写作常常要从古书中寻找灵感；而文学本身也正是一个穿越时空、持续而庞大的‘抄袭’系统”，北大九四级文科综合实验班学生、现在历史系就读的庞冠群就此引申，“何况唐诗宋词又在很多方向上为古典诗词封顶，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圈套’———写作古典诗词的人很难不掉进来：因为大部分创作都将在唐诗宋词的背景下显影为一种复制（即便是无意的）；大部分语汇、词句都让我们读起来觉得似曾相识。也许更精美，可惜却是赝品”。看来唐诗宋词的存在，确实已形成一种威慑，制约了有意写作者的信心与热情。
对此，徐晋如却有不同看法。刚才说到他不买《麓山雏唱》自有与众不同的理由，这个理由就是“没有人比我写得好”。徐晋如直言，前述种种制约因素在他都不是问题：功力深、火候到，形式上的规矩就不觉得是束缚；即使在读音上统一为普通话，由入声字转化而来的也还是会有区别；一旦适应了电脑写作，只需在出版时做一些补偿性工作（诸如纸质的选择、版式的设计、正文脚注的编排，直至字体字型的确定）……；然而只是排除制约因素还不足以支撑徐晋如的“狂狷”，更重要的是来自他对诗歌的一种信念：二十世纪的诗歌流变史（特别是“诗界革命”和“南社”的成功）使他确信，只要能够“用现代的情感和时代的精神武装自己”，同时“结合西方传统中的自由民主和中国传统中的和谐追求”，就可以为古典诗词“注入鲜活的生命力”，从而跳出唐诗宋词的圈套。
与青春年少、心气正高的大学生相比，大学教师们显得更为通达、开朗：“能否超越古人并不重要”。一方面，古人有些高度是不必超越的；另一方面，现代人有些高度古人也未必能达到。最重要的是尊重每一个体表达“心术”的独特方式，尊重基于个人气质的审美选择；同时在万变之中执据一个不变之宗：诗人的责任感和精神高度。
至于“唐诗宋词之后，我们还能做些什么”，老师们也给出了自己的建议：出路也许就在“张力”之中。具体而言，张力表现为诗歌形式与内在精神之间的一种弹性的糅合：在形式上尽量贴近、符合古典诗词的要求；在精神上却需渗透“新的当下的感受”与“独特的个人性的体验”——“不仅古人没有；同时代的别人也未必有”；二者还要糅合得浑然如一体，不尴尬、不可笑。看过《麓山雏唱》的老师们就从中欣喜地发现了一些这样的张力之作。
如此看来，在“陈言陈语”和“不伦不类”几乎闭合的夹缝下，却也着实存在一道宽阔的潜流，其中蕴涵着诸多的可为之处。所以尽管多年以前唐诗宋词海纳百川、高山仰止，多年以后现代人弓腰驼背封锁在数码空间，只要“人生几何”的叩问仍不时于内心深处响起，即使是二十世纪末的今天，人们也尽可以写诗填词——对酒当歌。
